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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民族同源的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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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9 09:47: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神话中的多民族同源共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有一果多因的情况,也有一因多果的表现。有的可能是一个民族借鉴了其它民族的神话母题,有的可能是神话母题自身的演化,还有的可能在漫长的流传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论,有以下几个因素值得关注。

  1、固有的同源关系。从远古时代起,中华民族就劳动和生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中国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融合,形成了现在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的许多民族不仅在理念上是同源共祖,而且有不少民族本身就存在客观的血缘关系,这种历史的事实。如从文献中见到的历史上具有同源关系的民族很多,在中国南方、中南半岛广大地区,从夏、商、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越族的族称,并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古老族群——百越民族群体,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百越民族群体在内部外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经过融合、分化与重新组合,形成了现代壮侗语诸族和傣泰民族。又如氐羌族作为中国上古的一个民族系统,是许多民族的通称,属于古代氐羌系统的民族分布非常广泛,现在我国出自氐羌系统的民族除汉族外,还有藏、羌、彝、白、 纳西 、哈尼 、景颇、 普米、 独龙、 怒、 门巴、 珞巴 、傈僳 、拉祜、 基诺、阿昌、 土家族等民族,这些民族语系上以氐羌语为原始母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北方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也是如此,如关于鄂伦春人的族源问题,有研究者提出“在十五世纪以后,居住在辽东边外的女真人中,又一次分化出新的先进者—建州、海西诸部。十六世纪下半期,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建州女真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以此为核心吸收其他族人出现了满族。也还有部分部落处在边远地区,未纳入满族共同体,他们就是今日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各族的祖先。”“鄂伦春人和满人的祖先都应是女真人”。【19】客观地说,同汉民族一样,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在其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出现“多源多流”、“源流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十分正常,这对同源共祖神话的影响是直接的。

  2、频繁的交往关系。我国各民族的交往远在茶马古道或丝绸之路之前就源远流长。为了生存而形成的人口流动和迁徙,为了发展而形成的简单商品交换等等,早原始社会已非常频繁,这种情况深深影响到神话。其中不少民族中流传的一些共同的文化始祖就是很好的说明。仅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类起源神话为例,据作者目前统计,“伏羲”出现9处,“女娲”出现15处,如仡佬族神话说,洪水后,伏羲兄妹结婚,繁衍不同姓氏。彝族神话说,洪水泛滥时,伏羲、女娲兄妹相配成婚,生育彝、藏、汉三族的祖先,即使关于有汉族之祖称谓的“黄帝”也并非汉族祖先的专利。少数民族中与黄帝有渊源文化交流的史证也不少。如《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其二曰昌意……娶蜀山氏女。”《国语·晋语》又说,黄帝生有25个儿子;并有传说是4母所生,其中有14个儿子得其姓(即以直接的血缘关系繁衍),并形成12个胞族,即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后来《路史》中又将“黄帝之宗”扩充到43个。由此,黄帝被追溯为中国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的先祖,应该说这些记载在当时是有过流传并得到认同的。再如南方的壮族在民间有关于尧舜的唱词、布依族崇拜大禹等等,都非无本之木。虽然上述胞族或民族之间是否客观存在血缘关系已难于考证,但起码可以说明,若没有民族间的频繁交往,绝不可能出现这些记载。

  3、长期的融合关系。各民族先民经过较长历史时期的融合形成了各民族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整体观。中国各民族先民的融合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或更早。如处在文明社会前夜的尧舜禹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程度高于周边地区且具有一定凝聚力的核心。夏启废“禅让”而“家天下”,在文献中的商又被称作“中商”或“中土”,把四方诸侯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至西周,如《诗经·北山》所描写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的“天下”就是当时的“四方”或“万邦”,标明了华夷一统的民族关系。事实上周人虽自称夏人但它起于戎狄间,夏商统一了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文化区,促进了部族间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在原夏人、商人、周人的基础上,吸收其他部族集团的成分,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型。经春秋战国时期得以丰富与发展,随着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进一步完善,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华夷一统”的大一统思想进一步明确,汉族与少数民族、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特别是东汉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大一统思想为内迁各少数民族所接受,增强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认同性。再加上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隋唐的空前统一与强盛,辽、西夏、金的汉化与认同,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发展了“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经过元、明、清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那么,在神话形成和积淀的漫长过程中,设定的“民族同源共祖”母题也许就是各民族长期融合状态下“华夷一体”观的积极反映。

  4、友好的居住关系。“大杂居,小聚居”居住情况也是造成我国各民族神话民族同源认可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古代民族交往具有多种渠道,即使在当今,民族的交往仍然促进着母题的交流。据笔者对云南民族地区的实地田野调查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目前云南有彝、白、哈尼、壮、傣、苗、傈僳、回、拉祜、佤、纳西、瑶、藏、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德昂、基诺、水、蒙古、布依、独龙、满等25个少数民族,其中傣、佤、拉祜、白、纳西等15个民族又是云南所特有。无论在语言上,还是生活习惯上,许多民族都表现出极强的民族认同性。从今天的生活生产及居住情况看,几个民族之间呈现出小聚居大杂居状况,甚至小聚居的情况也正向杂居转变,不管是较为封闭的民族自治区、县,还是更小一些乡镇、村寨,都不是单一的民族独居状态。如位于滇西南较为封闭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该县在88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有新城、东河、大山、糯扎渡、酒井、东回、勐朗、竹塘、拉巴、上允、木戛、东朗等22个乡镇,包括 157个自然村,少数民族占该县总人口的77%,从居住情况看,拉祜族、汉族、佤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等 6个民族分散于各个乡镇,而村与村之间又是不同的民族交叉,即使是一个自村,一个村的每一户人家,也往往不是单一的民族成分,这是历史交往自然形成的事实,也是民族繁衍生息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各民族间杂居通婚又进一步促成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认同。把这种认同感作为神话中“民族同源共祖”的素材是非常自然的。这种民族杂居的生活生产方式,就使得他们在解释自身族体起源时,也要对周边已经有所接触的各个民族的来源一并做出解释。于是问题集中在怎样来解释各民族共生共存的问题上,必须为之找出一个共同生活的原因,试想在表达人际间的密切关系时,又有哪种情况能比“兄弟”关系更能说明问题?至于这“兄弟”,究竟是真正血缘关系背景下的“兄弟”关系,还是后来交往与友谊背景下的“兄弟”,他们并没有必要去做出无谓的争议。据此也能看出,西南地区与北方地区相比,之所以同源共祖神话所占比例较高,也与多民族的杂居程度有关。

  5、人为的创作关系。民族概念的界定是近代的事情,从我国全国范围内规范的民族识别来看,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进行民族成分的系统识别,民族识别的标准主要依据了斯大林提出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共同”的标准进行的。从1953年中央民委派调查组进行畲族识别开始,第一批确定了37个少数民族,1954年到1965年,又先后确认了17个民族,至1979年确定“基诺”为独立民族名称为止,加上汉族共有56个民族。那么,在神话中出现的一些民族名称,并不是原生态神话中原来就有的,而是后来根据现实生活中对民族的“再认识”,由讲述人或神话搜集整理者加上去的“产物”。我们在分析具体神话时还会发现,有的民族是以语言来解释民族划分的,如傈僳族神话说,兄妹结婚后,生三个男孩,因为听到烧竹竿的声音,才开始会说汉、彝、傈僳族三种语言,【20】 彝族神话也说,洪水后伏羲兄妹生三个娃,分别说苗话、汉话和彝话。【21】 这些情形也应该是后来附加的结果。从这些同源共祖母题的创作目的看,常常表现出三种倾向,一是弘扬本民族的自豪感,寻求代本民族产生的神圣依据。二是设立理想中的民族间和谐理念,借以促进民族间的平等交往和友好相处。三是通过神话叙事以证实本民族对某一区域的土地占有权或生产生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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